一、数字人权的定位之争对于数字人权是否属于第四代人权的定位之争，学界的前提性共识是三代人权理论。
中华法系至少具有四大价值经过不断研究，我对于中华法系的价值形成了以下四点认识。晚清的全盘西化与后来的照搬苏联，都是引以为戒的不可行之道。
它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不仅为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提供了法文化支持，也为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浩瀚的法文化宝藏。从其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西方人自己，也看到了他们文化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这种悠久性、完整性、系统性、典型性，是世界上其他法系所不具备的，是研究东方文明古国法系的最具代表性的范例。于是，人们不仅关注中华法系的价值，更思考着中华法系的重塑问题。中华法系从发端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来自多源头的法文化的不断整合分不开的。
有学者深有所感地说：但是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指民主与科学），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近代以来，中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今天重建中华法系，在方法论意义上仍要从这三个向度展开，只不过是根据时代的要求侧重不同。
而概念本身不会错的，因为它代表了本质。六上文探讨了中华法系究竟能够和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复兴：只能在魂和道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上复兴。它在重建时采用的材料、思维方式和坚持的终极意义上的原则使它仍延续古老中华法系的基因。在具体经验上，古代法一些好的做法，大多数今天的法律体系已经涵盖而且更为完善，即使发现了今法遗漏的古代经验，修订法律时接入即是，也谈不上中华法系的复兴。
理一就是先人始终如一坚持的普世价值：仁义礼智、天地良心。为了不被那些复杂因素缭乱了双眼，我们还是从法律史学者的专业角度去看。
礼法学是情感的、敬畏的，尊重传统但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心性论进路的法哲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孟一系之所长，西方法哲学之所短，当代法哲学之所急，未来法哲学之所向。五笔者上文提到了中国古代法哲学展开的三个向度：礼法学、理法学和心法学，这也是对其他文明古代法展开向度的考察，有普遍性意义。我们面对的情况有些像宋明理学面对汉唐形成的正统政治法律制度，从制度上来看，宋明清政治法律制度与汉唐政治法律制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在对制度的解释上，在对法律的说理上，则有重大变化，理学语言替代了经学语言，天理良心代替了灾异天谴。
从几个方面分析，这些担心大都是不必要的。比如，在人类有能力进行大航海之前，海权问题不会产生，而今天就成了国际法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国受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熏陶，本应坚持事实的第一性，概念的从属性，然而却执即使在西方也已经被深刻反思和抛弃的唯实论之偏，以概念体系格式化认识生活事实，要求事实符合概念，否则就是事实错了。但本文在家族性和复兴和内容体系的复兴等命题之外又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简单点出了这些问题的几个成因：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分、共时性建构与历时性经验的不分、以及以概念为实体并循名责实的问题。
国家文化的从属性也一样，从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就已经纳入了现代化或者西方的洪流，所争不过是美西方还是俄西方罢了。那么中华法系在内部结构和实质内容上有什么特征呢？前辈法史学家反复总结，无非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或者有分、家族本位，引礼入法，法律儒家化或伦理化，礼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无讼是求等特点。
这里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把名和概念分开使用，在只是个指示对象的符号、图形或音节的意义上用名。这里我要做一个比一般意义上所言的道更为深层的分殊。
总的来说，早期使用这个词时，更被重视的是其家族性，后期则逐渐转向内外并指，近几十年体现出进入法律史学科越晚者越重视其内部特征的特点，一些老先生则体现出早期强调其外部特征，后期则并不严格区分其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特点。新建中华法系与老中华法系也应该是中华法制文明的不同阶段的分殊形式，既要有理一，也要有分殊。比如法律儒家化引礼入法。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不用反传统的学人刻意修改历史，余温尚在的尸体和喧嚣而有序的当下说明一切，那些教授古代法知识的老师也不是反传统者，相反，他们大都比别人抱有更多的对古人的温情。如果我们说具体规范是中华法系的血肉、基本制度是中华法系的骨架的话，那么道或道统就是中华法系的魂。规范系统后面更为本质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义理依据我们传统中习惯合称为道。
这似乎是一场民族主义的大合唱，在这场合唱中，中华法系的面目逐渐模糊，似乎是只要是能够与当下的西方区别，又能使中国强大、自信的法律制度，就是中华法系，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呼吁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家族性来看，中华法系非但已经解体，而且没有恢复的可能，那需要日、韩、越乃至东南亚和我们一起回到朝贡体系时代。
理在气中，理不动而含括一切，而气却能造作，理随着气的变化造作而显示出自身的不同侧面和深度，这叫于气上见理。这一层已经由外王事业转回人生境界，由职业之法门成圣成佛，超出了一般而言的法律文化范围，故不多言。
但还是因为如此，上帝、绝对理性的发达又阻碍了心性法哲学的发育，在旧形而上学崩塌，上帝死了之后，陷入或者独断，或者无所适从的窘境。如果扩大到政治领域，还应包括皇帝制度、三省六部、发达的监察体系、乡村宗族自治等等。
在上面的意义上，道就是自然法的共名，在我们没有赋予它民族特色之前，它和良知、上帝、天理、真理，乃至历史规律等是有基本等值的意义的。我们究竟要在什么意义上复兴或者重建中华法系呢？中华法系这个词的早期意义讲，它最早是日本人提出的，初名曰支那法族彼时支那二字尚无贬损意思。无魂的躯体再强大也是工具，谁占据中枢位置就为谁服务。忘却理一，只强调分殊的现象也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过度夸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夸张到不能通融，势不两立。
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建立无传统和地域差别的理法学的建构上又更为发达，包括神权法、契约自然法和哲理自然法的构建。我们要作为对过去岁月古老的回忆当然是没问题的，作为自己心中艺术的设计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想用它来改变当今世界，我们就必须先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今天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看看今天早已西化的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和世界上最为庞大高效的国家机器。
比如西方由于地域破血缘的国家形成方式比较快速决绝，在礼法学的向度上展开就不如中华充分。后该词被梁启超等采用，遂流传于中国，使用至今。
本朝以来于分殊上强调的很多，却丢了理一，以致于忘记了故乡。这两个特征在古人立场看来应当是法出自礼，后来一度走向歧路，但很快又礼摄法归。
一我上大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中华法系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被教授的。很多人还会在老子的意义上来谈道，但这时道往往是没有确定内容的，它只代表在我们能够认清的事实之外、在我们以自己的利益算计制定的规则之上，还有更高的、我们认不清的主宰者，因此这只是也只能够是一种抽象的敬畏。以理学理一分殊视角观之，各文明法系有同一的本质，中华法系是世界法律文明的一种分殊形式，程子云：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礼法者，确定、维护秩序之规范体系也，或成文，或以其他形式。不同地貌（不同现实国情和民族传统）自然会各有风景，然而却不妨其同为一水。
第二层是在形而上层次上超越形而下层面的差异。在现代汉语与西语通释的表面意思上，仁义礼智信与仁爱、正义、秩序、理性、契约精神是差不多的，但是它们被构造出来原理和过程是不一样的。
二一种法律制度的合理性是历史的还是永恒的？历史的合理性是制度与历史条件的匹配，历史条件变化了，原有的匹配是否也就会当然失去？清末修律之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经一百几十年走到现在，已经和社会状况实现新的嵌合，社会状况也在现代科技、生产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意识的改造下面目全非，以过去之法治理今日之世，犹刻舟求剑，刻不动，而船已移矣。在这个角度，中华法系的复兴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容易被证伪的口号。
它同时体现着人对自身认识能力的谦抑性体知。而在内部特征的意义上，中华法系复兴一样令人困惑，但是证伪难度可能也大些，正因为如此，它加倍令人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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